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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早叫中国
—“山西与古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何尊”铭文的“中国”
鼍(tuó)鼓
陶扁壶
晋侯铜人
晋侯铜人铭文
晋侯稣钟A甲
晋侯稣钟A甲铭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只有从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中开拓前进,不断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做好我们今天的事业。这为山西丰厚的历史文化在新形势下转化发展提供了动力,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省委、省政府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指导下,在山西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建设实践,挖掘、弘扬山西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形成高潮。因为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离不开山西,探索人类的发展足迹更离不开山西,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和直根所在。山西人民最具有充满高度文化自信的文化底蕴。
  为了不断塑造山西美好形象,山西省社科联紧紧围绕省委中心工作大局,经过精心筹备,于2016年11月20日,与中国先秦史学会、山西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了“山西与古中国”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大连大学、烟台大学、洛阳文物研究院、潍坊博物馆及我省社科院、三晋文化研究会、山西大学、长治职业技术学院、运城学院等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有“华夏第一都”之美誉的山西临汾,围绕“山西与古中国”议题,从考古发掘、神话体系、历史地理、民俗传承等不同角度与层面展开学术交流,共同回溯华夏之根、追问中国起源,形成许多学术共识与真知灼见。

最初的中国”在晋南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陶寺考古队副队长高江涛先生认为:“最初的中国”在晋南。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包括中国古史体系的探索总是与早期中国的诞生或言最初中国的形成有着许多剪不断的内在关系。
  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中国为四方“地中之国”或言“地中之都”;第二,中国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即大体指以“洛邑”或言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换言之,最初的中国至少是一个“地理中国”。简单而言,中国就是两个字,一个“中”,一个“国”,“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即“中国”,这应该是其最原始的初意。目前相符者只有所谓的以“陶寺”与“二里头”为都邑的两者。如果将“最初中国”比拟成一个人的话,公元前4000多年仰韶时代各史前文化区都在文化母体中孕育“中国”;至龙山文化晚期,以陶寺为代表的陶寺文化社会诞生了“最初的中国”;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此时的“中国”已是10多岁的“儿童”,是成长起来的“中国”,而非最初。这样,以陶寺为标志的晋南地区就成为“最初的中国”的摇篮!
古中国”的核心区域在晋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定云先生认为:“古中国”的核心区域在晋南。
  首先,晋南炎黄部落是“古中国”之源。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大约是从炎黄阪泉之战,黄帝战胜炎帝,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开始的。然后,炎黄部落联合经涿鹿之战,战胜蚩尤,黄帝部落联盟首领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开启了中华历史的新篇章。
  炎帝、黄帝、蚩尤,是古代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三大群体。炎帝部落发源于陕西宝鸡,代表性遗址是宝鸡白首岭,后逐渐向关中、晋南、豫北迁徙,晋南的停留地主要在今晋城市高平羊头山及其周围。炎帝部落的经济主要是早期农业种植和采集,部落图腾是“羊”,“羊头山”即由此得名。由于炎帝部落较早地进入农业种植,在当时的中华大地处于领先地位,自然而然地成为部落联盟首领,此时进入炎帝神农氏时代。黄帝部落源于华胥氏。据史载,黄帝出于少典,生于寿丘(今甘肃天水),长于姬水,故而以姬为姓。现在一般学者认为,姬水是指从今麟游流出而南流入渭河的漆水河。此河在今陕西武功县境内,历史上属宝鸡市管辖。以后,黄帝部落也向东发展,经过关中平原进入晋南和豫北,而晋南的夏县,是古代黄帝部落重要的落脚点之一。人们常说“华夏民族是炎黄子孙”,将炎帝放在黄帝前面,就是这个原因。这是中华早期历史的必然结论。
  其次,“古中国”的政治中心在晋南。
  中华历史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二是自夏朝起开始的“历史时代”。“三皇五帝”时代属于中国的“史前时代”,这一阶段属于原始社会,阶级尚未正式出现,“国家”尚未正式产生。但是,在“五帝”的末期,也就是“尧舜禹”时代,社会已经开始出现“阶级分化”,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国家”已具雏形:都城、法律、官吏等机构已经产生,担负起管理“国家”的职责。这就是早期的“国家”。这些早期“国家”还有“名称”:尧称“唐”,舜称“虞”,禹称“夏”。“唐、虞、夏”便是中国历史“朝代”之祖。它们的都城分别是: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由于临汾陶寺遗址的发掘,尧都平阳已成信史。这三个地方都在今天的晋南。由于当时部落甚多,“万国林立”,而“唐、虞、夏”则是部落联盟首领,居“万国”之中,故称“中国”(中央之国)。这便是“古中国”一词的来由。此时的“古中国”,其政治中心是在晋南,平阳、蒲坂、安邑都在晋南,便是这一事实的最好明证。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晋南是“古中国”的核心区域。
  1963年,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了一件著名的《何尊》,其铭文曰:“唯成
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称武王,豊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告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王咸诰,何赐贝三十朋,用作口公宝尊彝,唯王五祀。”《集成》11·6014【10】这应是一件作于西周成王五年的铜器铭文,内中首次提到“宅兹中国”。此时的“中国”,当指商王朝的核心领地,即晋南、豫北、陕东、鲁西。而其核心领地仍然是晋南、豫北。而晋南恰恰是“古中国”的核心区域,唐、虞、夏都建都于此。晋南在中国历史文明中的地位,由此而得以奠定。
陶寺即尧都平阳的都城遗址,山西临汾享有华夏第一都美誉

  唐代柳宗元曾在《晋问》开篇云:“公晋人,实以尧之故都为重”,考古发掘证明陶寺即尧之故都所在。尧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开篇之作,晋南孕育了中华文明之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先生认为:尧都平阳即今临汾。
  陶寺文化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从1978年开始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地区文化局合作发掘的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先曾称为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后命名为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晋南的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年代距今4600至4000年。陶寺聚落遗址规模宏大,文化内涵丰富多彩,达到中国史前时期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确凿的考古资料充分证实,古史传说尧都平阳,即今临汾陶寺已成信史。
  一是经济生活主要从事农耕,种植的农作物以粟为主,许多窖穴内遗留很厚的炭化粟粒堆积。已经掌握高水平的的凿井技术。饲养的家畜有猪、牛、羊、狗等,以猪的数量最多。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制陶、漆木加工、琢玉、纺织等具有很高水平,金属冶铸业也开始出现。二是聚落和建筑。陶寺文化遗址已发现70余处,以晋南的崇山周围、汾浍之间一带遗址密度为大,且多见大型遗址。陶寺遗址的面积最大,达400万平方米,并形成以陶寺遗址为中心的大规模聚落群。三是墓地和葬制。陶寺公共墓地在居住址的东南,时间大部分属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等。随葬品丰富而精致,有成套彩绘漆木器和陶器,还有玉石器和整猪等。这三种不同规格墓葬墓主的身份当分别为首领人物、贵族和平民,其数量上的明显差异反映着当时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比例关系。四是精神文化。陶寺墓地大、中型墓依照等级高低,随葬规格不同的成套礼器,并形成一定的规则,从而开创了商周礼乐制度的先河。
  山西临汾陶寺发掘多座大型墓葬,出土彩绘龙盘、鼍鼓、特磬等礼乐,进而发现古城址、古观象台,证实此处为距今4000余年前的部落都邑所在。尤其是毛笔朱书陶扁壶上“文”“尧”两字,证实文献所载“尧都平阳”即今临汾,当为信史。
  (注:李健民先生是陶寺遗址的主要发掘者之一,直接参与了陶寺遗址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尤其在1984年的发掘工作中,亲自抢救了对于认定陶寺遗址性质具有关键意义的毛笔朱书“文”“尧”字陶扁壶。)

陶寺是尧文化的中心

  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合心认为:最早的“中国”以陶寺为标志。
  史载的“中国”一词至迟在西周早期已经出现。然而,历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概念可能出现更早。最早的“中国”以陶寺为标志。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1926年在晋南组织考古发掘时感叹道:“临汾县(平阳府),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尧帝的古都!碳十四年代技术测年数据表明,陶寺文化距今约4500——3900年之间,相当于史载的尧舜禹时期。诸多考古资料多角度地指向了“尧帝古都”,陶寺遗址成了“尧都平阳”的不二之选。对此,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一书中写到:“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集团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民族发展的奠基石。”陶寺作为尧时代的都城,当然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也必然成为尧文化的中心,成为华夏文明的源头活水。
河东大地丰厚的文化积淀,培植了华夏文明之根!

  河东大地处在华夏文明发祥地的中心地带,就其盐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即可见其文化积淀之丰饶!河东盐与河东盐文化源远流长。这里听闻过黄帝为争夺盐与蚩尤大战在浓雾中发明了“指南车”,聆听过舜帝赞美池盐抚五弦琴吟唱的《南风歌》,感叹过虞坂古道锁阳关伯乐抚摸过的运盐千里马,见证过明清晋商凭开中法行商而汇通天下领过的边塞盐引。
  运城学院教授咸增强认为:河东盐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河东盐文化源远流长,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夏代及其以前漫长的历史年代,盐业考古资料极度贫乏,也几乎见不到意义明确的文字符号。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字和考古发掘报告零星地涉及到了河东盐的问题,但目前尚不能肯定,且信息量远远不够。进入周代,涉盐的文献尽管还不系统,没有专文,但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段落和文字,应该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仅就河东地区流传的各种传说,炎黄融合、黄帝战蚩尤、舜帝吟唱《南风歌》等等,足见盐文化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征松认为:盐文化开出了“伯乐相马”之奇葩。
  山西历史悠久,人类活动频繁,其间产生的历史故事也就特别多。伯乐相马的故事发生在山西平陆的虞坂古道上。虞坂古道是横卧于平陆张店和运城东郭之间的中条山一段山脊上,是为满足将运城盐池的盐从运城运往河南的需要而开凿的。虞坂古道虽说只有4公里左右,但艰险无比。伯乐在虞坂古道上发现了一匹累得疲惫不堪,白汗交流,喘着粗气,艰难前行的千里马。伯乐十分怜惜它,不禁掉下了眼泪,并将外衣脱下盖在了马的身上。这时,这匹骥“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
  伯乐相马产生的社会影响,从技术层面看,主要是推动了相马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促进我国古代马优良品种的选育和养马业的高度发展;从人文层面看,伯乐相马延伸至在长期的人治社会里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主要依靠权威人士的荐举和选拔。
  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说过,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千百年来,晋南、晋东南各地留有诸多民间遗迹、民俗信仰,揭开了远古社会的神秘面纱,这些都是研究“古中国”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教授侯慧明通过对霍州娲皇庙壁画的考证,从一个方面说明:晋南一带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女娲是中华民族的创世之神,在中国,关于女娲补天的传说妇孺皆知。女娲被认为有“开天立极”之功,后世则“神功难忘”。在贾村,人们认为女娲创造了人类,除了恶龙,治理了水患,功业伟大。同时也将她看作了是庇佑一方的守护神,并赋予其更多的职能,而“心诚求之”。女娲在民间已经不再是远古时代的单一的创世神,而是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当地民众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在山西流传着众多的“女娲遗迹”,包括女娲的传说故事、祠庙遗迹、信仰习俗。这里地处黄河中下游,古代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是原始人类天然的生存环境。这些遗迹所在的地区与以后传说时代的尧、舜、禹等英雄人物所生活区域基本吻合,说明山西晋南一带,确实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明认为:至今仍在洪洞县延续着的“三月三走亲”习俗,反映了尧舜时代的亲属制度。
  洪洞县羊獬村与历山的“三月三走亲”习俗是山西省洪洞县一项延续了4000多年的远古民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走亲习俗不是凭空产生的,该地域人对此信仰的深信不疑,真实地反映了尧舜时代的尧和舜两个氏族的婚姻与亲属状况:尧、舜两个氏族以汾河为界通婚,其氏族首领子女嫁娶,涉及整个汾河两岸全体居民的参与,说明尧舜时代仍处于氏族社会和氏族婚阶段,“三月三走亲”习俗是对远古氏族亲属制度的反映。从尧舜时期的所有氏族参与婚礼仪式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人邻里街坊都参与的婚礼习俗源于尧舜时期氏族的婚礼习俗,虽然已过了4000多年,但远古的婚姻观念与亲属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卫崇文认为:长治、晋城两市保有的炎帝神农氏资料丰富且珍贵。
  炎帝和黄帝一样,在先秦文献记载中脉络清晰,灼然可考。但炎黄二帝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代表人物,则是到秦汉统一时期基本形成的观念。山西省长治、晋城两市保留下来丰富的炎帝神农氏相关的庙宇、碑刻以及由此而负载的民族文化和相关的抄本,给各个学科的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也给地方政府深入系统挖掘和开发地方文化品牌提供了可能。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省政府参事杨晓国先生认为:尧契分迁发生在晋中盆地,体现了陶寺文化与下七垣文化的联系。
  《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帝喾曾把他的一个儿子尧封于唐地,而把另一个儿子契封于商地。尧契分迁这一重大事件,应该就发生在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碰撞后又沿汾河南下时的晋中盆地。分迁后尧族群沿汾河继续南下,直至唐地,形成后来的陶寺文化;而契族群则翻过太岳山脉,沿浊漳河北源东进,出太行山直至商地,形成了下七垣的先商文化。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讲师雷鹄宇认为:清华简《保训》对舜之事迹的叙述,可推知其为战国时期作品。
  清华简《保训》虽自述为文王临终时对武王的遗言,对舜之事迹的叙述所体现的思想观念与西周时期人迥然不同,而与战国时期观念颇为契合。最早提及舜的文献为《论语》、《左传》。到战国时期,舜才越来越成为诸子百家谈论的对象。从《保训》中对舜的颂扬以及所述舜的事迹可知其为战国时观念的产物,不会是西周时的作品,更不会真是的周文王遗言。杜勇先生曾通过对《保训》语言特征、阴阳观念、中道思想等方面的分析,论定其为战国前期的作品。
表里山河的山西大地孕育了华夏文明演进的血脉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建文先生认为:山西表里河山,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初期,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山西素有“表里山河”的美誉,其地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北有恒山、五台山,南有中条山,中有太岳山,其间的河流分为汾河、海河两大水系。山西又地处黄土高原的东缘,太行山是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地理分割线。“表里山河”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山西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初期,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夏代以前的尧舜禹时期,山西南部“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人所共知。以后,商、周、秦、汉、隋、唐、北宋、元、明、清等虽不曾建都山西,却无一例外地都在山西周围定都,除太行八陉成为华北平原进入山西的天然通道外,北部的长城关隘是北方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由之路。据有山西,即可凭山控水,进退攻守,因势乘便;保有山西即可“保家卫国”,这些故事,都是最早“中国”的后续。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杨秋梅认为:三晋地缘政治的特色是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山西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只能显现于分裂动荡的乱世,尤以春秋战国、十六国北朝、唐末五代三个时期特别突出。这种特点的形成,是由山西独特的地理优势、人文特点、开放意识、进取精神所决定的,可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北宋以后,山西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已经成为过去,但以往的政治优势所塑造的晋文化的许多优秀特色和个性特征,并沒有成为尘封的历史,反倒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越来越折射出斑斓的光彩,以至于深为人们所倾心、所钟爱,并从中接受到多种泽惠和启示。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杜勇先生认为:晋国是西周晚期维护周王朝统治的支柱力量。
  晋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很有地位和影响的大国。晋文公称霸中原,为一时雄主。由三家分晋而来的韩、赵、魏,是战国七雄中的三雄。秦统一六国,灭赵成为关乎全局的重大战略步骤。若往前追溯,实际早在西周晚期晋国已成为周王朝颇为倚重的对象,并在征伐淮夷、东夷的战争中屡建功勋,是维护周王朝统治的支柱力量。
  关于晋国在西周晚期的历史情况,文献上几无记载。根据近年发现的晋侯铜人、晋侯稣钟等铭文记载,晋侯在这两场战争中做出突出贡献。第一,西周晚期,民怨沸腾、四夷交侵,周王朝统治力量大为削弱。周王朝对晋国攻守战略有所调整,由屏藩北土转而对东国、南国实行镇抚。第二,西周晚期,晋国的总体国力和军事实力当已跃居诸国之上,被周王室特别倚重,在厉王征伐淮夷、宣王东征的战役中功勋卓著。第三,西周晚期,晋献侯、文侯等颇有作为的国君,大都能够效忠中央王朝,发挥了拱卫王室、以藩屏周的重要作用。
  (1)“晋侯搏戎”西周晚期,东南方的淮夷部族几度反叛,不断向西周王朝发起进攻。周厉王发动了大规模征伐准夷的战争。晋侯铜人铭文记载了晋侯在这场战争中具有卓绝贡献。晋侯铜人是近年新发现的一件铜器,据说出自山西曲沃北赵被盗的晋侯墓中。器物身前刻有铭文两行,计二十一字。兹迻录如下,释文尽量用通行字:
  唯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获厥君师,侯扬王于兹。(《近出二》968)
  (2)晋侯“伐夙夷”晋侯稣钟也是近年发现的的青铜器,共16件。其中两件1992年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余则被盗掘流散到香港,经上海博物馆抢救回归。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仝建平认为:在古代中国,山西的历史地位较为重要。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国家时期、春秋战国、十六国北朝、五代时期、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处于核心区域;商代西周时期、秦汉时期、隋唐、宋代、明清时期,山西处于重要区域。表里山河的地形,长期毗邻京城,成为影响山西历史地位的区位因素;南北互异,是山西文化历史的鲜明特点。表里山河的山西,孕育了华夏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血脉!
中国从这里走来

  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省政府参事薄生荣先生认为:华夏文明起河东,中国从这里走来。
  华夏文明起河东,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里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明之源,是最早的“古中国”。
  陶寺遗址,是一处面积约300万平米的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大型遗址,已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课题。一系列的物证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规模等级以及历史遗存、当地传说等方面,都与“尧都平阳”相当契合。临汾陶寺遗址就是帝尧的都城,尧舜文明就是中华之文明的主脉。
  今天的中国,是由古代中国发展演进而来的。追根溯源,山西是“古中国”的主根和核心,从文化方面挖掘、弘扬山西优秀传统文化,“古中国”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和响亮品牌。
  山西省社科联主席李高山先生在总结这次学术研讨成果时,强调以下三点尤为突出:第一,“古中国”就在晋南地区;第二,诸多专家从不同的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华夏文明的最早文化圈就在山西地区;第三,需要不断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合力,共同努力,传承历史文化,弘扬现代文化,建设先进文化。近年来,围绕“山西与古中国”相关议题,运城、临汾、长治、晋城等市已经进行了多次规模大小不等的研讨,推出了诸多学术成果。这次,省社科联从全省的高度出发,组织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学术研讨,进一步深化了学术共识,厘清了研究脉络,指明了研究方向。今后,我们还要系统整理有关成果,编辑出版图书进行宣传普及,力求从广度、深度、厚度和亮度等多个维度,加强对山西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以期把“山西与古中国”打造成山西最靓的一块文化品牌。不断塑造山西美好形象,逐步实现山西振兴崛起!
 
 
 

信息来自:山西省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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